情报。反对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者,他们在50年代仍是中国城市舞台上的正式角色。这一运动筹集的额外收人支援了朝鲜战争。
发动这两场运动旨在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们认识到,毛泽东的领导在道义上是完全正确的。然而,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沿袭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的方法。不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,深更半夜破门而人,突然抓人,而是利用社会压力促其坦白。因而,这大胆地使人们把自己的良知与社会的利益联系起来。
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带有列宁主义的味道,但也可看到儒家道德礼教的影响。
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,也是旧中国的产物。在中国,个人从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奋斗。个人从不单独地与上帝斗或与博大的清教徒意识斗,而是在一群人之中斗。
在毛泽东的中国,人民之成为社会主义者,不像圣保罗的信徒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所发生的宗教阪依那样。再生—如果发生的话—是全社会性质的。在西方,我们认为人能孤立地改变自己,在毛泽东的中国,绝不能指望这种灵魂的变化会单独发生。
毛泽东为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发出了指示,但是,他对政府官员和商人的批评远比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要轻得多。
胡风是一位有乡土气质的诙谐诗人,他在上海文艺界光彩出众。他很早就是一位左翼分子(尽管他对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曾持有异议)。他写了一首庆祝1949年胜利的诗《已来临的世界》,这首诗远非像某些人认为的是反毛泽东的。
“毛泽东如崇高的神,向全世界宣布,新时代建立新秩序”。诗行中热情洋溢。
然而到50年代初,胡风开始不满“舆论一律”。他感到毛泽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变得凛然不可侵犯了。他反对让人民把这本小册子“当作图腾崇拜”,他称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些爱管闲事的组织者为“官僚”。
《人民日报》发了一连串批判胡风的文章,其中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。当然,公众舆论对胡风的反驳与其他一切行动一样,是阶级问题。在人民民主专政下,允许人民有言论自由,而反革命分子则没有这种自由。fto]胡风试图游离于阶级之外。
由此出发,毛泽东进而断定,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,敌人并没有灭亡,而是更猖撅了!人民并不总是善于识别反革命。
他说:“我们的人眼睛不亮,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。”
这是悲观主义的首次流露,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推理。
同一性并没有实现,知识分子依然唱反调。然而,同一性体现在历史的无情进程中。过去的阶级划分要重新判定,否则,如何解释知识分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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