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,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。赵女士永离人间,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,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。
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,毛泽东阅读了《共产党宣言》(中文译本,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)。这一次,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。部分是因为《共产党宣言》——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——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。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,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,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。
1920年8月,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,译者陈望道。
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,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。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,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。
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。那位妇女说:“搞共产,好是好,但要好多人掉脑壳。”毛泽东激动地回答:“脑壳落地,砍脑壳,当然,当然,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!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,你们妇女自由了,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。”[19]
对毛泽东来说,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,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。
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,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。不过,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,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。
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,克服落后,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,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实现。
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,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,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再生。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。自1919年他成为《新青年》的读者时,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。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。对马克思、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仅是毛泽东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。
“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,”毛泽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,“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”[20]。这三本书除《共产党宣言》外,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《社会主义史》。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。[21]
不过,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“信仰”。从1920年夏天开始,他认为自己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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